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现在，学富五车是形容人的学问大、读书多。“学富五车”和“才高八斗”都是称誉学识渊博。

“五车”就是说有五车书。那么，先看看五车书到底是多少书？

“学富五车”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子》成书在战国时期，先说说战国时候的车。《墨子·鲁问》中，墨子说，自己造的车，质量极好，可以“任五十石之重”。这话是极力说自己的车子造得好，超出一般。从墨子的自豪感可以看出，日常的车是载不了五十石（石又写成担）的。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省寿县分别出土了可以合为一组的带铭文的战国青铜器，叫《鄂君启节》。“启节”就是符节，是当时的关防通行证。《鄂君启节》记载了当时水运过关的规定，其中有“如担徒，屯二十担以当一车”，这话的意思是：如果用人挑担，二十担按一车计算。一担120斤，一车20担，就是2400斤；5车100担，就是12000斤，依杨宽教授的算法，也就合现在的重量6000公斤多一些。如果是现在，谁要是有6000公斤的书，那可算是不少了。

我们应该注意到，那时候书并不是用纸制的，而是竹子、木头做的简。这一来就不一样了。《汉书·刑法志》中记，秦始皇“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意思是，秦始皇白天审理案件，夜晚看书，自己规定处理公文的数量是一石（担）。也就是说，秦始皇一个晚上的阅读量是一石。这么一来，五车书又不算太多了。一晚上看一石书，一车书二十天也就看完了，五车书也就够看一百个晚上。对于有学问的人来说，这又根本不能算多。

为什么“五车书”又能形容“学问大”呢？

原来，“五车书”并不是说拥有五车书，而是写了五车书。“学富五车”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篇》，原文是“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这些话是在批评惠施，翻译过来是，惠施这人会很多方术，虽然他写的著作够装五车了，但是他说的道理却有许多是舛误与杂乱的，他的言辞也有不当之处。“其书五车”的“书”是动词，就是写。“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是说惠施所写的著作，而不是他读过的书，因为不可能惠施所读的书全是“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

学识用车载量？有两个典故。

古人开始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策”；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犊”。

语出《庄子.杂篇.天下》篇：“惠施有方，其书五车。”惠施 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很有才华，是名家的代表人物。这里说的惠施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惠车”等来表示对饱学之士的赞赏。

王安石《赠外孙》：“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用“五车书”来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学富五车”的典故，反映了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所使用的传播手段。这么多的简册，运输、存放都很麻烦，于是人们常形容说：“汗马牛”“冲栋宇”。因而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成语。

本义：五车书是写作的量，并不是藏书量。惠施到底是不是真的写了五车书，那也不一定，庄子在这里也是夸大了说：写得多，错的也多。后来只截取了“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加上后来纸的五车书也的确是很多，于是，误以为是惠施这人读了五车书。学富五车也就偏离了庄子的原意，从批评转向纯粹的赞扬，从“写”了五车书变为“读”了五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