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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陈渊被押赴死刑监狱，我作为心理辅导老师也需陪同前往。

临刑前可以安排家属见面，但陈渊是孤儿，没有家属。此前从未有人探望，此刻也无人与他告别。

陈渊唯一联系过的只有一个男性朋友，名叫贺文希。他们每隔两个月通一次信。

服刑人员的信件必须经过审阅，确认内容正常才能传达。陈渊写信就是问候对方及家人近况如何，对方再详细作答。信的内容没什么问题，但字里行间隐隐有些古怪。

收发室的同事几经斟酌，发现了其中微妙的亲密感，似乎不像普通朋友。他们由此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

可这个亲密的朋友贺文希，也从未在探视室出现过。

上一封回信比较特殊，是贺文希的妻子写来的。她发现了端倪，来信质问陈渊是谁。

这才知道，贺文希不久前结婚了。我们推测这就是陈渊忽然发疯的原因。

现在陈渊坠坠地戴着手铐脚镣，靠口述给贺文希写了最后一封信，依然是普通的问候，多添了一句「不必回信」。

距离行刑还有两个小时，我去给陈渊做心理疏导。

陈渊的长相算得上文质彬彬，像个读书人，但脸上的刀疤和烧伤痕迹平添了几分阴狠。

他端坐在监舍中央，看起来异常冷静。

再硬气的犯人到了这个环节，往往都会追悔痛哭，而陈渊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他根本不会死。

我说：「陈渊，还剩两个小时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陈渊说：「我都要死了，还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啊。多此一举了。」

「这是必要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我感觉他确实不需要。

「陆医生，听说你是犯罪心理学的高材生，结果现在就干这个，是不是有点屈才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

陈渊继续说：「我也学过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可不会像这样没用。」

我接过话茬：「那么你学的心理学，用处在哪里？」

「想知道吗？」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说，「马上我就要被枪毙了，一切都将尘埃落定，这样的结局可真没意思。但我还想再挣扎一下——怎样才能扭转这种无聊的结局呢？」

「难道你还想翻案不成？」

「不如给你讲个故事吧，陆医生？」

我点点头，「这是你的权利，我洗耳恭听。不过时间不多了。」

陈渊的讲述（1）——

外面就是西山刑场，我对这地方很熟悉，因为原先我家就在这附近。现在回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似乎也算是一种「视死如归」。

·1995 年，我 15 岁，念初二。母亲带我搬到这里，西山县第二机械厂单位宿舍。现在那一片已经废弃了。

我们那栋宿舍楼在最后一排，紧挨着西山刑场，之间拦了一道铁丝网，种了一排雪松。

但是从房间窗户往外看，还是能从树丛掩映间窥得刑场景象。

每天早上六点，我起床后都会拿望远镜观摩枪决现场。

一大早，太阳还在山坡那一头，整个刑场还笼罩在幽蓝晨光中，死刑犯就被押赴刑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上，无一例外都是耷拉着肩膀，一脸灰败死气，好像神魂已经脱离。

等到枪上膛的那一刻，他们才忽然清醒过来，有的拼命求饶，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挣扎着想跑，被吓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见，但最后总会被乖乖制伏。

然后他们跪在地上，在法警的示意下张大嘴巴，迎接身后的审判。枪声一响，被惊起的鸟都寥寥无几，山野重归平静。

等待行刑的过程是煎熬的，真正到了点，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趴在地上动也不动。之前不管他们是哭是笑，是跑是闹，最后都是这样一动不动趴在地上，变成一具尸体。

他们的神情都平静安详。因为张大了嘴巴，子弹从脑后穿进，从嘴里穿出，面容就不会受到太大破坏，以便料理后事。

那年我十五岁，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看一眼刑场，既害怕，又想看，看完浑身发抖，起鸡皮疙瘩，头脑里嗡嗡作响，好像那一枪是打进我脑袋里的。

我几乎每天都要挨这么一枪，然后去上学。

陆医生，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还挺特别的？

听完陈渊的讲述，我说：「确实特别，你所说的西山第二机械厂也在附近，已经废弃多年了。但我不能确定这就是你的真实经历，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

他问：「哪里奇怪？」

「你一开始说，是你母亲带你搬到这里的，所以你母亲是在西山第二机械厂工作，对吗？我不相信有哪个母亲会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现场，难道她对此一无所知？」

「不，她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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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渊的讲述（2）——

我每天都会窥视刑场。这事母亲知道，这正是她的目的。

实际上，不是因为母亲找了机械厂的工作，我们才不得不搬到这地方。因果关系错了。

母亲是因为知道这里有刑场，想搬过来，才选择来这里工作的。

机械厂宿舍，已经是我们第三个家了。

我幼年时聪明乖巧，人见人爱，是父母的骄傲。

可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的性格逐渐变得阴暗起来。

我开始经常欺负同学。最开始还只是将同学锁在废弃的储物间里，旁观所有人着急找寻；到了五年级，就直接把人打得脑震荡进医院了。

父母无数次道歉赔罪，赔了很多钱。家长老师轮番教育，但我就是改不了。

母亲哭了一夜又一夜，说你以前多乖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爸爸妈妈做错什么了吗？

父亲每次被老师找，回来都会拿皮带狠狠抽我，再让我罚站一整夜。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凶狠，抽得我蜷缩在地上动弹不得。

但是某一刻对上我的眼神，他就停手了。他忽然觉得害怕，说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他。

不久后，父亲离开了，再也没回来。

五年级时，我被学校劝退。因为臭名远扬，附近也没有别的学校敢收。

母亲没办法，只好带我搬离那个地区。

母亲知道孟母三迁的道理，带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学附近，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

到了新学校，老师们都喜欢我，因为我学习成绩很好，彬彬有礼又听话。母亲也以为我终于变好了，松了一口气。

但这都是我善于伪装的结果。

好了没两年，上了初一，我就伙同人贩子差点把隔壁女大学生拐卖了。

女大学生的男友不肯罢休，跑到我的学校闹。老师喊我去对质，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差点酿成大祸。

母亲跪在校长办公室里，祈求校长网开一面。

校长态度坚决，他说我无底线无家教，这种品行恶劣的小孩迟早会犯事，学校承担不起后果，叫母亲好自为之。

然后我就又被劝退了。

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

她带着我再次搬家，搬到这里。

西山第二机械厂最西边的宿舍楼，因为紧挨着西山刑场，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

谁不幸拥有这样一套「观景房」，都会用木板把那边的窗户封起来，永久关闭，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该看的。

母亲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但她用的是报纸，既封了窗户又不影响采光。

而报纸糊的窗户，还是可以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