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希望我研究西部文学。那些年，包括到今天，他对西部文学的关注在中国仍然是众所瞩目的事。他说，中国的西部，地域辽阔，容易产生悲壮之情，精神在那里容易生发，文学有大气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一。我便把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西部文学。

老实说，因为盲审的原因，也因为当下论文写作体例的要求，我只好将我大量的想法暂时搁置，而把那些人人皆知的东西搬到纸上。整个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令人颓唐的、沮丧的。然而，我还是有所收获。

 

在我再一次梳理西部文学时，我也很清楚，它同时也是清理我自身的思想场域，确立我自己的精神维度。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当下中国文学很少去提及的现象，那便是在整个的西部，恰恰由于经济落后、山川阻隔，古老的原生态文明还历历在目。

 

中国的西北是旅游大开发最后一片风景。浩瀚的沙漠，无边的戈壁，空旷的中国。我看见现代性思维从东南沿海登陆，像光晕一样一圈圈向中国中部荡去，又向西部扩张，但到西北的时候被当地的原生态文化有力地回击着，构成了对话关系。

 

那是从民间生发出来的一种回声。我以为，那就是古老中华文明的传统回音。儒家文明、道家文化、佛教信仰以及伊斯兰文明的书写，成了西部文学一片独有的情怀，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所呼吁的传统信仰和精神维度。

 

它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元气。可以说，西部是今天中华文化最后的栖息地，原生态的文明还散发着它纯正的袅袅炊烟。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作家自愿认领这样的使命。

 

孔子乃周代文明的托命之人，不是哪一个人给过他权杖或什么戒指，也不是像耶稣一样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而是他精神的自觉。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秉承上天的旨意，在形而上的探索中自觉地承担了大任，一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即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最后仍然不改初心，所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此种托意，也许只有文学才能显征地表现出来。如果说路遥的作品是现代性思维发出的城市中心主义对乡村压迫的痛苦表现，那么，贾平凹就是道家发出的求索之声，而陈忠实则是儒家对时代的反抗。

 

陕西的文学仍然很模糊，它与中原文学挨得太近。但到了西北偏西之处，在昌耀、杨显惠、张承志那里，我们仿佛看见中国文学被撕裂的伤口。他们把蒙在西北社会现实之上的那层纸捅开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突兀的西北部，一个黝黑得几乎很难让人接受的西北部。但就是这样的西北部，你只要真正地确立了，你就是昆仑，你就是天山。

 

在甘南草原上有一个女人叫恩贝，她的丈夫被杀害，杀人者按现代的法律规定被关进监狱里，很多年之后又被放了出来。恩贝不认同这样的法律，她认同的是古老的律例。于是，她让三个儿子在长大后去了集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仇人杀了。儿子进了监狱，她一点都不后悔。别人问她为何搭上儿子的未来，她反问别人：难道你们忘了古老的律例？杀人必须偿命！

 

这是杨显惠笔下的甘南。恩贝信的是藏传佛教，她有她的信仰。这篇小说让我想到梅里美的一个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主人公因为其独子不守信义向官方把土匪出卖了，便毫不犹豫地把独子枪毙了。那枪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的心跳还在加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对这个道德丧尽的社会充满了批判。所以，那枪声，那刺杀的行动，也是向着这个不义的时代的。梅里美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们把道德踩在脚下，而视利益为上帝。

 

然而，这些书写仍然在现代性的步伐下徘徊，它仍然拘囿于中国的现实与地理。张承志却不是。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从大西北向中亚、西亚、东亚、欧洲、非洲投放的作家。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进行对抗的作家。他由此而确立，但他也同时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那些知识分子是靠现代性的单只乳房哺育的。

 

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太多了，一说到西方就犹如找到了主子，而一旦说起中国的传统就恨不能在过去的毁庙行为之上再烧一把火，彻底地将其燃烧殆尽。他们对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嗤之以鼻，而对上帝膜拜不已，仿佛一说到孔子、老子，就是不要平等、民主、自由，又要回到专制社会似的。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然而，我也没有见过几个作家敢于站出来说传统是好的，几乎一个都没有。有那么多作家梦想超越《红楼梦》《金瓶梅》，他们的梦里面只有技巧，却毫无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子。张承志是一个异数。顺着他，我看到了从中国西北开始向西方不断延伸的古丝绸之路。先是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向着伊朗高原，向着黑海，然后伸入整个欧洲和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