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唐朝为什么兴盛？

“兴盛”，对一个王朝而言，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是结构性的整合。不论是在纵向的历代进程还是在同时代的彼此共处中，它均以繁茂的状态而呈现。如果这叫作“兴盛”的话，那么前期的唐朝就是一个典范。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前期的唐朝拥有一个有理想、有作为且秉持开放理念治理国家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就是以李渊为核心的领导层，陈寅恪先生归纳为“关陇集团”。它最初是由西魏的掌权者宇文泰所创立。宇文泰为扭转与东魏抗衡中的弱势地位，他聚合关中陇右的各路豪强和胡汉人等，团结在他周围，形成力量以壮大自身。此后的北周兼并北齐、隋唐之统一，其凝聚力量都与这个集团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它的特点就在于融合了众多的胡汉势力，集中原传统、草原游牧文化诸多要素于一身，具有强烈的兼纳和开放精神。这也是促使它在那纵横捭阖的博弈中能够展现开拓进取、引领潮流的基本动因。

当李渊罢黜隋朝傀儡皇帝、建立唐朝之后，他就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清除和收降那些反隋的其他势力，以此确立李唐的王统地位。又经过唐太宗、唐高宗的持续跟进，唐朝建构了中原农耕社会的稳固基础。随后，朝廷又朝向周边四维开拓，相继征服了东西突厥、收降漠北铁勒诸部和其他众多的异族势力，将它的控制幅度推向了东北、蒙古高原和西域的纵深之地，形成了超越此前规模的多族群构合的一统化复合型王朝。

唐朝兴盛局面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以来胡汉融合的成果。中国历史上的王朝，若从人群组合为中心的结构上考察，大体可分作汉系和胡汉结合的两种类型，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国家”和“内亚边疆帝国模式”。

就唐朝而言，它更近似于胡汉结合的复合型王朝，这是因为唐朝的建构和强盛离不开众多外族人乃至域外人的参与。而唐朝之所以如此，正是有此前魏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塑造。

东汉王朝灭亡后，一统化的局面虽然被分解，但它也为中原内外众多胡汉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新的机会，周边外族纷纷趁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争相发展壮大，凸显自己，它们彼此的争竞，又促成了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再现。这种再现包含了众多的胡系民族及其文化的再造，它表明，新的一统既是此前一统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

那么，谁能够主宰一统化局面的再现呢？历史并没有将这副重担托付给退缩在江左维系华夏传统的东晋和南朝，而是落在了胡汉融合秉持开放和兼纳的北方势力的肩头，更精确地说，是北方势力积极主动争取的结果。在那个交织争衡的时代，谁能够积蓄力量、含括四方，谁就能承担更多的职责而构建一统化的王朝。从北朝到隋唐，这一系列的前后嬗替，确立了中原政治的命脉，并将它推向了江南，最终汇聚成唐朝的一统格局。唐朝又在高祖、太宗、高宗三代君主的经营下，建构了中原核心—周边外围组合的二元制复合型的盛世王朝。

02

内外的融结与“兴盛”的出场

唐朝之强盛，最终的促成要素是人而非物，即人群构成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如果说唐朝有什么区别于秦、汉、宋、明这些中原汉系主体王朝的地方，那就在于它人群多样的“异质性”组合的形态，用今日的话语表述就是多民族多族群，尤其是来自诸如粟特人那些域外群体的参与和介入。

首先，外族人于唐廷为官者的高比率。据史料记载，贞观四年（630）唐朝征服东突厥之后，为了妥善对待他们，朝廷将其民众安置在长城沿线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满足其生活需求；上层贵族则落居长安，任命官职，“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

外族人（包括域外成员）担任文武百官，是唐朝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熟知的长孙无忌、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等，贯通前后。他们多数人勇猛强悍、能征善战，甚至运筹帷幄，颇得朝廷青睐；更有李林甫阻止汉人朝官而推举胡人武将的刻意安排，他的目的非常明显，那就是“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以确保自己的专权。通观前后历朝历代，像这种规模和幅度任用胡人或域外人士的，实不多见，他们也的确在唐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粟特等西域胡人在唐朝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西域胡人朝向东方求得发展，是那个时代一个颇为耀眼的行为。他们中不乏使节、学者、宗教信徒，更多的则是从事商贸的各类人等。像安菩这样的粟特人首领及其属部，有可能随着东突厥的被征服从草原而南下。他作为首领，获得了朝廷的封赐，除安宅于长安城之外，他还兼有北部羁縻府州之属的六胡州大首领一职。

这个“大首领”，多指那些向东方迁移的粟特人自我管理的为首者，他们步入汉地后，这个称号也被唐廷所认可并纳入羁縻府州的体制，安菩的六胡州大首领职衔，应当属于这种现象。另据文献记载，唐后期德宗在位期间，宰相李泌出于朝廷负担过重的考虑，曾下令检括那些定居在长安城免于赋税的胡人户口，查得4000余人，唐廷下令让他们选择：要么入籍成为唐朝百姓承担相应税赋，要么返回西域老家。结果没有一个返回的。他们早已娶妻生子，置办产业，与长安社会融结一体了，倘若离开长安返回原籍，无异于抛家弃子。

最后，胡人在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沟通中西商贸和文化交流的渠道，丝绸之路在唐朝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仔细分析，承担其重要角色的，更多的是粟特商人。出土文献中记载的“商胡”“兴胡”，主要指的就是他们。

例如，一份吐鲁番文书记载，西州（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百姓石染典用18匹大练向一个叫康思礼的人购买一匹马，根据规定，双方须签订契约，使交易获得官方认可。为了使买卖合法，不仅需要西州市场签订的契约，契约的签署还要有证人作为“保人”，石染典买马契那份文书虽然残缺，但留有“兴胡罗也那”“兴胡安达汉”和“西州百姓石早寒”的保人记载，这都是粟特人明显的印记。

类似的例子在墓葬的资料中也多有反映。又如，人们熟知的粟特人安伽，他是北周时期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胡人聚落的一个头领，充任“萨宝”一职。他墓葬石棺床的雕刻中，有不少关于粟特商团出行和会客休憩的场面，生动地刻画了他们长途（或中短途）跋涉的情景。根据出土资料和文献的多方证实，在中古时期民间的联系和交易中，粟特商人充当了重要的沟通角色。他们所处地区兼通四方、多族聚集，使其具备了掌握多种语言的能力，便于他们东西南北地流动和沟通，长安、洛阳各地活跃的“译语人”，往往就有他们的身影。作为沟通中西的吐鲁番西州，他们的活跃，更在情理之中了。

03

如何看待唐朝的“兴盛”？

综上所述，外族、域外人员的介入与唐朝盛世局面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史实证明：当王朝强盛繁荣之时，往往伴随着开放的内外交流和中西互动；反之，当大门紧锁、自我封闭之时，也多与萎缩衰落相伴生。前后300年的唐朝历程，我们看到的恰是这种盛世及其衰相的前后嬗替。

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整体处在胡汉融结、中原周边四维兼纳的复合型王朝的拓展状态，这一时期中外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频繁不断，内外人员的彼此往来持续相承，“华夷兼容”亦为社会所共识。然而叛乱之后，周边外围势力重新崛起，唐朝的内外有别代替了彼此兼纳；排胡之风逐渐盛行，内外畛域日益分明。伴随节度使势力兴起的，是周边地区各族势力的不断积聚，它们与所在地区结合，形成了诸如东北契丹、西北党项、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南北回鹘诸部这样的区域性胡系集团及其政权鼎立一方的现象，直至唐朝自身被朱温后梁所替换。

为什么会有如此迥然的变化呢？这既是耐人寻味，也是值得不断思考的问题。可以从唐朝国家构造的基本特质这一层面上去理解。如上所述，我们将唐朝视作胡汉融结而成的复合型王朝，在它之内，汉系势力当然处于主宰和支配地位，非汉系人群成为辅助和维系的力量，用唐太宗的话语表述，就是“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就王朝人员的组合而言，既有汉系人群，也有非汉系或曰胡系群体，可谓多族群的聚合；与此相应，它以中原农耕地区为主干，包含周边的草原、高山等游牧、半农半牧乃至游耕渔猎地带，“异质性”“非均衡”构成了理解唐朝国家特性的基本词语。这与人们熟知的古代“帝国”的观念大体相符。帝国的本意就是人员众多、文化多样、幅员辽阔且差序分层而内外分等，其统治方式通常有一个集权的君主居守都城，围绕他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朝廷加以治理，地方则随其与朝廷之关系及地缘远近而有不同的治理方法。至少前期的唐朝，其人群、幅员乃至控制的方法手段，均与此相近，应当说它具备了“帝国”的基本特质。

但正因如此，不论是帝国还是王朝，我们看到的是它伸缩的变迁而非阻滞的恒定。如果与主宰今日世界格局的民族国家比较，这种类型的国家被界定在十分明确的框架之内，不论其疆域、人群组合，还是主权行使，都有国内和国际法规的严格限定和规范约束，一旦僭越，就会遭受遏止和惩处。

王朝帝国的构建则与此形成了对照：“变”成为它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唐朝在李渊的经营下，以关陇集团为依托，占据关中，由此向中原和江南推进，再朝向中原四维地区拓展，这就是“变”的具体呈现；然而当高宗末年东突厥复辟重新立国、吐蕃进攻并蚕食唐朝西毗、连带其他势力首鼠翻覆之时，唐朝的控制又回缩到了传统的中原本土，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它就一蹶不振了。这一伸一缩，表明的是唐朝的兴衰之道，影响它的因素固然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就是人群的组合，这里的人群除了我们熟知的“汉系”之外，更多的是“非汉系”或曰“胡系”群体的介入。当众多人群通过某种方式组织到一个国家或王朝之内、共同努力整合到新的高（强）度之时，就意味着王朝兴盛的到来。唐朝的前期，就是这种局面的呈现，它代表着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高度，而决定这个高度的，正是人群的“有效构成”，这个“构成”倘若缺少了域外人士的参与，就不可能做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