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季节》爹味”在微博是个很火的热搜，初次看到这个热搜时候我还没有看完全剧，我以为剧中人物尤其是王响的“爹味”，并不一定代表着整个作品的价值观。

看完全剧我发现，《漫长的季节》真的太爹了，这种爹味不只是王响作为一家之主试图控制家人的生活，而在于创作者对许多人物的命运安排，尤其对王响来说，在他历经人生的苦难后，最终组件新家庭，看着昔日列车匆匆向前的幻象，决定既往不咎“向前看”，这是否是创作者作为作品之父的有意安排呢？

每个桦林人身上都有病和痛

从桦钢的工人形象上，我看到了我妈妈的影子。我妈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玻璃厂的包装工，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刚生产出来的烧得滚烫的玻璃瓶装到编织袋里，当时啤酒的瓶子基本都是这个厂的产物。这种流水线作业要求工人必须马上把玻璃瓶一个不漏地塞进袋子里，不然就会摔得满地玻璃碴。后来没过几年我妈就换了别的职业，厂子也很快就不行了。

直到现在我妈做噩梦也都是关于玻璃厂上班，内容无外乎来不及装瓶子、担心工人“优化组合”自己掉队。即使只是人生中较为短暂的几年，对她的影响却很大，始终认为自己是工人，要多劳动，劳动光荣。

与此同时，她几乎全身的关节都不好，患有风湿病，时长腰疼，她始终觉得是年轻时（恐怕也是当工人时）没保护好，烙下了病根。我家里现在还在用的蒸馒头的铝制锅，比我腰还粗，我妈抑制住自豪说那是她拿工厂给她的手套换的，自己一直用旧手套。烧得通红的玻璃瓶把手套烧出了洞，也就多了一个补丁，也多了手套下愈合的手茧子。

剧中有一套几乎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的病痛叙事，无论是好人还是“小坏人”，年长者还是年幼者，每个人身上都有病和痛。

对于王阳母亲罗美素来说是心脏病，或许补上那笔报销费能够缓解疼痛，但是大概率没有。对于彪子来说是糖尿病，彪子当然比较可爱，熟读弗洛伊德的他却几乎是只有本能欲望的本我，一心只想吃东西和搞对象，跟丽茹初次约会还抱怨对方不给自己买红薯，他的黄色肚皮和糖尿病无疑是下岗后胡吃海塞出来的。丽茹的病是无法生育，为此彪子买了鸽子，但没等赛鸽孵出来就放飞了。

对于青少年来说，傅卫军的病痛无疑是聋哑，他有俊朗的外观，但殷红说他“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行”，暴力成了他的言说方式。

沈墨无疑是痛的最深的那个，被继父胁迫、被朋友出卖、被权势者物化。

王阳，作为一个热爱诗歌、向往爱情的少年，有着渴望探索远方的梦想，家庭也相对和睦，健康得不能再健康，但当他卷入这个充满病痛的世界，还带着热切的同情心，无疑也伤的最重。

那么坏人呢？厂长当然没毛病，卢总也年轻健康，沈墨的大爷一把年纪却显得那么强健，被马队长拳打脚踢也没有大碍，只有身边的大娘生不如死……他们当然是恶本身。

有趣的是邢建春这个角色，当王响等人查明套牌肇事者后，对这个过去坏事做尽的人一通报复，却把他的尿袋打了出来（患有尿毒症），王响也随之停手，他在那一刻发现小坏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这个病痛叙事的受害者，偷鸡摸狗的小恶在整个时代中，不足以让他幸免于难。

丽茹、巧云、包括彪子的女朋友小露，是试图缓解病痛的“医生”和“护士”，但这种尝试并不一定奏效。

丽茹本身就是护士，在工厂时代应该干的不错，下岗后却遭遇窘境，她的美容院（作为一种虚假的健康）甚至不能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内合法经营，只能是家庭作坊式的奇怪产物，结果遭到了讹诈。巧云的按摩店当然算一种真正的治愈，她给王师傅按摩并试图更进一步，抹平他的心理创伤。

小露同样是在药店卖药的医疗工作者，有着比男性角色更坚定的勇气，决心找到“凶手”，却被痛下毒手——作为这个残酷世界给予的警告，势单力薄的女性治愈者若想治愈世界，自己恐怕先要遭遇病痛。美素当然也是这样的治愈者，却因为自己就是患者本身（被工厂拖欠报销费的心脏病人），已经无力去安抚自己的儿子，连她自己也走向绝路。

心脏病、失聪、尿毒症、不孕不育、糖尿病、性侵心理创伤、脑梗，亦或是王阳、罗美素的死，对于病人来说，这些病痛是可以治愈的么？病人们，以及作为承受痛苦的主人公王响来说，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以后的生活呢？

彪子：用任性的方式自我毁灭

彪子虽然是剧中学历最高的人——九十年代大学生，却是全剧中最单纯的人，估计他看弗洛伊德看到本我后就不看了，作为本我化身，只追求快乐原则，人物十分自洽。

他仿佛游离于全剧之外，当全厂人为未来担忧时，他却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执迷于烤地瓜、烤红薯和丽茹身上的消毒水味。如果说他富有心计、一心为了事业，那当他拿水瓶砸厂长时，性的冲动便已压倒了理性。

彪子的糖尿病无疑是享乐的惩罚，而这种享乐建立在生活的无望之上。彪子在厂办点头哈腰，却遇到厂长报复意外下岗，再就业的过程中，屡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妻子也因此离去。生活中的胡吃海塞，鼓起的肚皮和“遇事别往心里去”的人生态度，更多彰显着无奈，只能用彩票给生活增添渺茫的希望。

王响、彪子、马队三人狂欢的KTV之后，是一场“生存还是灭亡”式的选择。彪子中大奖无疑带有浓重幻想色彩，彪子的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次本我任性地自我毁灭。彩票中奖的狂喜，像是一次狂欢式的舞蹈，用笑容向这个残酷的世界告白，这最符合彪子的性格。

马队：难以放手的体制身份

可以说马队的动人之处，正在于他超越规则的正义感。当他凭借自己的判断，在没有经过法律允许情况下，暴打沈墨的大爷，这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感而非程序的正当性。当局长因为马队违规命令他不再参与案件的审理，他便脱下警服，更表明对正义的追求超越了警察身份。

而后来，当他被旧时手下李局长嫌弃道“别添乱”后，马队便一蹶不振，让彪子和王响别再叫他马队。那本应当是一个决裂的时刻，按照马队的性格，他或许应该不再依赖过去的身份光环，即使像王响和彪子那样成为真正的平民，也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道德去追寻正义。

马队在KTV后的昏迷与脑梗，既是一次死去，也可以看成他的重生，他苏醒后仿佛变成了婴儿重新来到世界，脑子里却装着多年前的疑案。那他从婴儿再次长大成人的方式是什么呢？马队在警察局众人的认真倾听下、李局长的端茶送水之中破案，狂喜而痛哭流涕。

可以说，是完成对沈墨的指认、破案，以及警察身份地位的重新找回，让他再次体会到了回到体制的短暂幻象。那马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火热的正义感在哪呢？我们喜欢一个人物仅仅因为他是思维严谨的神探么？

况且，他曾困惑的谜团，对于观众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悬念不在这里，观众对马队命运的期盼当然也不在这里。

我们对比《杀人回忆》就能看到，宋康昊饰演的警察的探案之旅，恰恰是一次导致他脱下警服的失败之旅，影片罕见地站在底层的对立面，以警察身份，居高临下地审判、施暴于无辜民众，只为谋求一个几乎无法得到的真相（因为基于事实改编，当时的观众已经知道案件没有告破）。

影片中警察凭借毫无根据的推理，暴力逼供平民，迎来的却是那个“凶手”倔强不屈的面孔。

宋康昊在结尾惊愕又惶恐的复杂面部特写，在我看来旨在说明，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仍然无所不在地笼罩着世界，难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当宋康昊脱下警服，变成一个享受日常美好生活的普通商人，这种惊愕仍然提醒着他，绝对不要忘记，不要那么简单就“向前看”。

王响：向前看真的容易么？

实际上整个剧可以看作王响与沈墨构成的双主人公，两人虽然社会背景、原生家庭完全不同，但人生经历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失去了世间的一切，在事业上或是丧失了成为音乐家或者医生的未来，或是成为工人劳模后走向下岗，在家庭上，他们都失去了至亲，以及他们共同钟爱的王阳。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一份悲痛，就像同一种残酷的命运都降临在两人头上。

然而根本上不同的是，沈墨面对这种命运的不公，走向了明确的道路：复仇。复仇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港商卢总。卢总一方面作为权势者强行侵犯了沈墨的身体，另一方面，全剧也暗示着工人们之所以陷入到濒临下岗、朝不保夕的窘困境况，根本上就是因为桦钢厂长与港商卢总之间的利益输送。

可以说，卢总不仅侵犯了沈墨，也如吸血鬼一般侵占了王响等全厂工人们的资产。正如沈墨亲手完成了对卢总的复仇，王响同样也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暴打了的厂长，两者都具备着嫉恶如仇的性格。甚至对于王阳来说，帮助沈墨复仇，表明他们三个都是站在一边的。那么为什么在之后的人生选择上，王响与沈墨却大相径庭呢？

在王阳死后，当王响看到王阳的遗体，他首先以一个超我式的父亲姿态要求他“起来！要睡回家睡去！”不愿接受秩序的崩塌，丧事之后，马队来说明情况，王响依然要求“讨个说法”，不愿接受这场悲剧是意外或是人内心世界的坍塌，依然将其视为几个不良少年的恶行，其人生从此也就变成了一场解密难题的追踪之旅。他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桦林“原地打转”，或许就有这种意味。

王响的人生问题转化为“王阳的死因”，他不再恼怒厂长，不再纠结下岗的问题，不再担心妻子的心脏支架报销费，只求将凶手绳之以法。当他终于有机会面对沈墨，他只能把仇恨倾注于更为可怜的“坏人”沈墨身上。但当他解开谜题——王阳死于意外，大雾散去，他又该怎样面对人生？创作者最终决定让王响组建了新的家庭，“别回头”“向前看”。

对比《活着》来看，无论是小说原著还是改编电影，主人公福贵经历了身边诸多亲人因种种变故而离去，而他最后仍然像麻木一般坚韧地活着，让人不禁想起《芙蓉镇》中的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活着”就是整部作品的主题，老实巴交的富贵或许不具备反思历史的能力，或者像沈墨那样走向决绝的复仇之路，像老黄牛那样面对艰难的人生，就像西西弗那样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彰显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

福贵的人生，除了早期生于福贵人家，他后来的人生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天赐的幸运，磨难陪他走完了孤独的后半生，但他依旧坚韧地活着，即使没有好事发生。

对于同样失去了一切的王响来说，创作者为王响安排了一次天赐般的礼物，妻儿离世后，当王响躺在火车轨道，以惨烈的方式否定作为火车司机的前半生时，王北作为一种天降的赏赐使他找回了活下去的动力。

王北与整个作品的“病痛叙事”不同，他高大帅气，孝顺努力，毫无病痛，填补了王响内心的巨大伤疤。同时，一直喜欢他的巧云不离不弃，给予了王响太多理由，不再反复回想过去。

正是这种天赐的力量，抹平了王响内心深处的种种伤痛，如果说在查明王阳死因之前，王响还坚持认为“都是儿子，但不一样”，在查明真相后，王响就彻底决定向前看了。

那些解决不了的心脏支架的报销款、写着自己名字的提前下岗名单、榨取民脂民膏的厂长、走投无路的彪子……是否就能随着新家庭的建立而随风而逝呢？所谓“别回头”又谈何容易？

王响应该如何看待结尾的火车呢？那种短暂而美好的回忆是否本身就是蕴藏着危机的幻象？结尾姜育恒的《再回首》这样唱：“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如果王响真的再次回到过去，这趟火车将通向何方？他还能“我心依旧”吗？

“《漫长的季节》爹味”在微博是个很火的热搜，初次看到这个热搜时候我还没有看完全剧，我以为剧中人物尤其是王响的“爹味”，并不一定代表着整个作品的价值观。

看完全剧我发现，《漫长的季节》真的太爹了，这种爹味不只是王响作为一家之主试图控制家人的生活，而在于创作者对许多人物的命运安排，尤其对王响来说，在他历经人生的苦难后，最终组件新家庭，看着昔日列车匆匆向前的幻象，决定既往不咎“向前看”，这是否是创作者作为作品之父的有意安排呢？

每个桦林人身上都有病和痛

从桦钢的工人形象上，我看到了我妈妈的影子。我妈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是玻璃厂的包装工，每天的任务就是把刚生产出来的烧得滚烫的玻璃瓶装到编织袋里，当时啤酒的瓶子基本都是这个厂的产物。这种流水线作业要求工人必须马上把玻璃瓶一个不漏地塞进袋子里，不然就会摔得满地玻璃碴。后来没过几年我妈就换了别的职业，厂子也很快就不行了。

直到现在我妈做噩梦也都是关于玻璃厂上班，内容无外乎来不及装瓶子、担心工人“优化组合”自己掉队。即使只是人生中较为短暂的几年，对她的影响却很大，始终认为自己是工人，要多劳动，劳动光荣。

与此同时，她几乎全身的关节都不好，患有风湿病，时长腰疼，她始终觉得是年轻时（恐怕也是当工人时）没保护好，烙下了病根。我家里现在还在用的蒸馒头的铝制锅，比我腰还粗，我妈抑制住自豪说那是她拿工厂给她的手套换的，自己一直用旧手套。烧得通红的玻璃瓶把手套烧出了洞，也就多了一个补丁，也多了手套下愈合的手茧子。

剧中有一套几乎降临在每个人身上的病痛叙事，无论是好人还是“小坏人”，年长者还是年幼者，每个人身上都有病和痛。

对于王阳母亲罗美素来说是心脏病，或许补上那笔报销费能够缓解疼痛，但是大概率没有。对于彪子来说是糖尿病，彪子当然比较可爱，熟读弗洛伊德的他却几乎是只有本能欲望的本我，一心只想吃东西和搞对象，跟丽茹初次约会还抱怨对方不给自己买红薯，他的黄色肚皮和糖尿病无疑是下岗后胡吃海塞出来的。丽茹的病是无法生育，为此彪子买了鸽子，但没等赛鸽孵出来就放飞了。

对于青少年来说，傅卫军的病痛无疑是聋哑，他有俊朗的外观，但殷红说他“除此之外别的都不行”，暴力成了他的言说方式。

沈墨无疑是痛的最深的那个，被继父胁迫、被朋友出卖、被权势者物化。

王阳，作为一个热爱诗歌、向往爱情的少年，有着渴望探索远方的梦想，家庭也相对和睦，健康得不能再健康，但当他卷入这个充满病痛的世界，还带着热切的同情心，无疑也伤的最重。

那么坏人呢？厂长当然没毛病，卢总也年轻健康，沈墨的大爷一把年纪却显得那么强健，被马队长拳打脚踢也没有大碍，只有身边的大娘生不如死……他们当然是恶本身。

有趣的是邢建春这个角色，当王响等人查明套牌肇事者后，对这个过去坏事做尽的人一通报复，却把他的尿袋打了出来（患有尿毒症），王响也随之停手，他在那一刻发现小坏人和自己一样也是这个病痛叙事的受害者，偷鸡摸狗的小恶在整个时代中，不足以让他幸免于难。

丽茹、巧云、包括彪子的女朋友小露，是试图缓解病痛的“医生”和“护士”，但这种尝试并不一定奏效。

丽茹本身就是护士，在工厂时代应该干的不错，下岗后却遭遇窘境，她的美容院（作为一种虚假的健康）甚至不能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内合法经营，只能是家庭作坊式的奇怪产物，结果遭到了讹诈。巧云的按摩店当然算一种真正的治愈，她给王师傅按摩并试图更进一步，抹平他的心理创伤。

小露同样是在药店卖药的医疗工作者，有着比男性角色更坚定的勇气，决心找到“凶手”，却被痛下毒手——作为这个残酷世界给予的警告，势单力薄的女性治愈者若想治愈世界，自己恐怕先要遭遇病痛。美素当然也是这样的治愈者，却因为自己就是患者本身（被工厂拖欠报销费的心脏病人），已经无力去安抚自己的儿子，连她自己也走向绝路。

心脏病、失聪、尿毒症、不孕不育、糖尿病、性侵心理创伤、脑梗，亦或是王阳、罗美素的死，对于病人来说，这些病痛是可以治愈的么？病人们，以及作为承受痛苦的主人公王响来说，又应该以何种方式对待以后的生活呢？

彪子：用任性的方式自我毁灭

彪子虽然是剧中学历最高的人——九十年代大学生，却是全剧中最单纯的人，估计他看弗洛伊德看到本我后就不看了，作为本我化身，只追求快乐原则，人物十分自洽。

他仿佛游离于全剧之外，当全厂人为未来担忧时，他却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执迷于烤地瓜、烤红薯和丽茹身上的消毒水味。如果说他富有心计、一心为了事业，那当他拿水瓶砸厂长时，性的冲动便已压倒了理性。

彪子的糖尿病无疑是享乐的惩罚，而这种享乐建立在生活的无望之上。彪子在厂办点头哈腰，却遇到厂长报复意外下岗，再就业的过程中，屡次创业都以失败告终，妻子也因此离去。生活中的胡吃海塞，鼓起的肚皮和“遇事别往心里去”的人生态度，更多彰显着无奈，只能用彩票给生活增添渺茫的希望。

王响、彪子、马队三人狂欢的KTV之后，是一场“生存还是灭亡”式的选择。彪子中大奖无疑带有浓重幻想色彩，彪子的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次本我任性地自我毁灭。彩票中奖的狂喜，像是一次狂欢式的舞蹈，用笑容向这个残酷的世界告白，这最符合彪子的性格。

马队：难以放手的体制身份

可以说马队的动人之处，正在于他超越规则的正义感。当他凭借自己的判断，在没有经过法律允许情况下，暴打沈墨的大爷，这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感而非程序的正当性。当局长因为马队违规命令他不再参与案件的审理，他便脱下警服，更表明对正义的追求超越了警察身份。

而后来，当他被旧时手下李局长嫌弃道“别添乱”后，马队便一蹶不振，让彪子和王响别再叫他马队。那本应当是一个决裂的时刻，按照马队的性格，他或许应该不再依赖过去的身份光环，即使像王响和彪子那样成为真正的平民，也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和道德去追寻正义。

马队在KTV后的昏迷与脑梗，既是一次死去，也可以看成他的重生，他苏醒后仿佛变成了婴儿重新来到世界，脑子里却装着多年前的疑案。那他从婴儿再次长大成人的方式是什么呢？马队在警察局众人的认真倾听下、李局长的端茶送水之中破案，狂喜而痛哭流涕。

可以说，是完成对沈墨的指认、破案，以及警察身份地位的重新找回，让他再次体会到了回到体制的短暂幻象。那马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火热的正义感在哪呢？我们喜欢一个人物仅仅因为他是思维严谨的神探么？

况且，他曾困惑的谜团，对于观众来说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悬念不在这里，观众对马队命运的期盼当然也不在这里。

我们对比《杀人回忆》就能看到，宋康昊饰演的警察的探案之旅，恰恰是一次导致他脱下警服的失败之旅，影片罕见地站在底层的对立面，以警察身份，居高临下地审判、施暴于无辜民众，只为谋求一个几乎无法得到的真相（因为基于事实改编，当时的观众已经知道案件没有告破）。

影片中警察凭借毫无根据的推理，暴力逼供平民，迎来的却是那个“凶手”倔强不屈的面孔。

宋康昊在结尾惊愕又惶恐的复杂面部特写，在我看来旨在说明，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仍然无所不在地笼罩着世界，难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当宋康昊脱下警服，变成一个享受日常美好生活的普通商人，这种惊愕仍然提醒着他，绝对不要忘记，不要那么简单就“向前看”。

王响：向前看真的容易么？

实际上整个剧可以看作王响与沈墨构成的双主人公，两人虽然社会背景、原生家庭完全不同，但人生经历却高度一致，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失去了世间的一切，在事业上或是丧失了成为音乐家或者医生的未来，或是成为工人劳模后走向下岗，在家庭上，他们都失去了至亲，以及他们共同钟爱的王阳。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共享着同样的一份悲痛，就像同一种残酷的命运都降临在两人头上。

然而根本上不同的是，沈墨面对这种命运的不公，走向了明确的道路：复仇。复仇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港商卢总。卢总一方面作为权势者强行侵犯了沈墨的身体，另一方面，全剧也暗示着工人们之所以陷入到濒临下岗、朝不保夕的窘困境况，根本上就是因为桦钢厂长与港商卢总之间的利益输送。

可以说，卢总不仅侵犯了沈墨，也如吸血鬼一般侵占了王响等全厂工人们的资产。正如沈墨亲手完成了对卢总的复仇，王响同样也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暴打了的厂长，两者都具备着嫉恶如仇的性格。甚至对于王阳来说，帮助沈墨复仇，表明他们三个都是站在一边的。那么为什么在之后的人生选择上，王响与沈墨却大相径庭呢？

在王阳死后，当王响看到王阳的遗体，他首先以一个超我式的父亲姿态要求他“起来！要睡回家睡去！”不愿接受秩序的崩塌，丧事之后，马队来说明情况，王响依然要求“讨个说法”，不愿接受这场悲剧是意外或是人内心世界的坍塌，依然将其视为几个不良少年的恶行，其人生从此也就变成了一场解密难题的追踪之旅。他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桦林“原地打转”，或许就有这种意味。

王响的人生问题转化为“王阳的死因”，他不再恼怒厂长，不再纠结下岗的问题，不再担心妻子的心脏支架报销费，只求将凶手绳之以法。当他终于有机会面对沈墨，他只能把仇恨倾注于更为可怜的“坏人”沈墨身上。但当他解开谜题——王阳死于意外，大雾散去，他又该怎样面对人生？创作者最终决定让王响组建了新的家庭，“别回头”“向前看”。

对比《活着》来看，无论是小说原著还是改编电影，主人公福贵经历了身边诸多亲人因种种变故而离去，而他最后仍然像麻木一般坚韧地活着，让人不禁想起《芙蓉镇》中的经典台词“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活着”就是整部作品的主题，老实巴交的富贵或许不具备反思历史的能力，或者像沈墨那样走向决绝的复仇之路，像老黄牛那样面对艰难的人生，就像西西弗那样不断将巨石推向山顶，彰显一种存在主义的精神。

福贵的人生，除了早期生于福贵人家，他后来的人生路，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天赐的幸运，磨难陪他走完了孤独的后半生，但他依旧坚韧地活着，即使没有好事发生。

对于同样失去了一切的王响来说，创作者为王响安排了一次天赐般的礼物，妻儿离世后，当王响躺在火车轨道，以惨烈的方式否定作为火车司机的前半生时，王北作为一种天降的赏赐使他找回了活下去的动力。

王北与整个作品的“病痛叙事”不同，他高大帅气，孝顺努力，毫无病痛，填补了王响内心的巨大伤疤。同时，一直喜欢他的巧云不离不弃，给予了王响太多理由，不再反复回想过去。

正是这种天赐的力量，抹平了王响内心深处的种种伤痛，如果说在查明王阳死因之前，王响还坚持认为“都是儿子，但不一样”，在查明真相后，王响就彻底决定向前看了。

那些解决不了的心脏支架的报销款、写着自己名字的提前下岗名单、榨取民脂民膏的厂长、走投无路的彪子……是否就能随着新家庭的建立而随风而逝呢？所谓“别回头”又谈何容易？

王响应该如何看待结尾的火车呢？那种短暂而美好的回忆是否本身就是蕴藏着危机的幻象？结尾姜育恒的《再回首》这样唱：“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如果王响真的再次回到过去，这趟火车将通向何方？他还能“我心依旧”吗？